杨成 | 认知偏差、平等声索与乌克兰危机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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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月21日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24日又以“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为理由发起了针对乌克兰且实际上超越了顿巴斯地区的“特别军事行动”。至此，自去年年底开始激化的新一轮乌克兰危机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同时也很可能预示着冷战终结、苏联解体以来形成的欧亚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版图最终会随着战争的结果而重新构建。

事实上，乌克兰从来不是俄罗斯选定的冲突对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指向的正是被普京当局愤懑批评的美国和北约，旨在通过将被莫斯科视为西方代理人的乌克兰“强制中立”建立俄北约之间的缓冲区，修正苏联解体后亚欧大陆的西方中心主义安全结构，从而增强自身的安全感。

尽管乌克兰无论从人口规模、地理面积、资源禀赋、工业基础等各方面来说都可以称之为中等国家，但在自我定位为全球性大国且综合国力在后苏联空间拥有绝对比较优势的俄罗斯看来，乌克兰作为西方弱俄反俄遏俄的马前卒根本不具备和俄罗斯对谈的资格。俄罗斯出兵的重要依据是乌克兰拒不执行新明斯克协议从而造成顿巴斯地区俄罗斯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无法获得保障，但在这一协议的正式签字方是基辅和顿涅茨克及卢甘斯克两地政权，俄罗斯和法德一样是协议的担保方和监督国。

正是在这一视角下，俄罗斯对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2019年以来多次发出的俄乌直接谈判多次置之不理，而是始终要求乌克兰进行赋予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高度自治权的宪法改革，从单一国家改行联邦或邦联制。已经失去克里米亚的基辅当局担忧俄可能借助其东部代理人，干扰和制约乌克兰通过加入北约获得安全的议程，因而久拖不决。

早在1993年，俄罗斯就和美国及英国基于乌克兰放弃核武器而签署给予其安全保障的《布达佩斯备忘录》中，承诺过不变更乌克兰时存国界， 2010年两国划界协定及俄美在削减进攻性武器条约附件中对《布达佩斯备忘录》的重申也都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但在亲俄政权亚努科维奇被2014年“颜色革命”逼迫下台后，俄罗斯出于自身安全需要，基于历史合法性通过克里米亚全民公投支持回归的方式将其纳入版图。

在俄罗斯看来，乌克兰危机的幕后黑手和罪魁祸首是美国及北约。俄罗斯本可以通过将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后苏联空间的关键国家整合进其主导的欧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使其具备与美西方持久平等对话的基础。在此意义上，俄罗斯2014年得到了克里米亚，也把乌克兰推到了向西方一边倒的轨道上。此后，俄罗斯的不安全感随着乌克兰将加入北约写进宪法以及基辅当局积极并加速推行“乌克兰化”政策而与日俱增。

在此情况下，俄罗斯要想解决自己的安全困境，就必须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显然认为，乌克兰任何不被俄罗斯控制的政府，都不可能放弃对克里米亚的主权声索。这就意味着，只要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则俄乌关系的缓和与调整空间几乎被锁死。跳出乌克兰危机解决乌克兰问题就成了一个必然选择，否则俄罗斯和西方关系在2014年以来的结构性改变就没有修复的可能。

当中美战略竞争自特朗普上台以后成为新常态，并在拜登执政以来转化为更深、更难化解的两种制度和发展模式的竞争后，俄罗斯注意到美国日益难以维持其霸权而不得不实行战略收缩以全面对付中国的发展趋势，因而产生了借助美西方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总爆发的普遍危机和不可逆转的快速衰败获得战略主动的冲动。

为此，俄罗斯开始对美国和北约加大试探力度。去年10月以来，俄罗斯先是暂时中止与北约的对话，强调可以只与对俄友好的欧洲国家开展合作，并最终于12月中旬向美国和北约建议签署包含承诺不东扩、不部署针对俄的进攻性武器以及军事部署退回到1997东扩前状态内容的安全保障协定。显然，如果俄和美西方能在更高层次上达成妥协，则乌克兰问题很有可能在俄罗斯坚持的一揽子框架中被消解。一种理想情境就会出现：俄罗斯既不用失去克里米亚，又可以获得孜孜以求的安全。

实际上，俄罗斯的终极目标是要借此获得苏联解体以来三十年间求而不得的平等地位。在普京当局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和北约一直罔顾俄罗斯合理的安全诉求，公然违背当初在两德统一时向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及在苏联解体后向叶利钦作出的北约不东扩承诺，反而借助俄罗斯从威权向民主、从计划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的虚弱，强加给俄罗斯一个表面上对等但实际上俄罗斯根本没有否决权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在这一实质性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及其制度安排下，俄罗斯对北约的东扩除了一次又一次的口头抗议外并无良策，从而造成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一再被挤压，并使得俄罗斯有可能沦为普京1999年年底发表的施政纲领中描绘的二三流国家。因此，以乌克兰问题为焦点的俄罗斯安全关切，必须通过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重建平等关系加以最终解决。

这种平等声索远远早于2014年和当下的乌克兰危机。20世纪90年代末期，尤其是北约在美国主导下轰炸南联盟，导致俄罗斯在巴尔干权力格局重组中被边缘化后，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曾多次“提醒”西方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只是彼时的美国及其盟友将此视为俄罗斯衰弱而非强大的表征，实际上俄罗斯对此确实无可奈何，不得不接受于己不利的安排，包括北约不久后的又一轮东扩。

俄罗斯对西方的愤懑集中反映在2007年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讲话中，这位政治强人措辞严厉地抨击了美国的单边主义、滥用武力、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以及北约东扩。在普京看来，美国已经处处越界，而北约的东扩更是具有挑衅意义。正处于第二个总统任期行将结束并且国内政治声望处于其时顶峰的普京真正想要的俄北约关系，随后在和他实现“王车易位”而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梅德韦杰夫总统次年所提的欧洲安全新架构倡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一设想中，俄罗斯显然谋求和美西方同等的地位与权力，北约被要求尊重俄罗斯设定的在后苏联空间的“特殊利益区”。显然，此时的莫斯科的重要目标之一，仍然是以斯拉夫团结作为其竭力推进的欧亚一体化的支柱。

2009年11月29日，俄罗斯正式公布了欧洲安全条约草案，其核心目标“避免任何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占据垄断地位”，无疑是去美国化、去北约化和去西方中心主义化的代名词。出于消解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核心地位及抵抗美国霸权在欧洲拓展的战略需要，俄罗斯建议充分发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作用，主要是想利用冷战期间这一基于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而建立的包容东西方不同意识形态的制度安排，唤起美国及其盟友有关俄西方可以正常对话与合作的历史记忆。俄罗斯的关注点是，既然在赫尔辛基协定中美西方可以承认苏联在二战后确立的新边界，而苏联也确认了对最大竞争对手有关人权等问题的原则遵守，一种类似的平等安排就合情合理。

普京当局去年年底提议跟美国和北约分别签署书面的、有法律效力的安全保障协定，正是上述构建包容、平等、均衡的俄西方关系思路的延续。俄罗斯之所以强调必须是书面法律文件，主要是对美国和北约在苏联晚期及叶利钦执政初期的有关不东扩“一英尺”的口头承诺未能兑现给予其的屈辱感以及由此引发的高度不信任的外在表达。

而俄罗斯在今年1月10日、12日和13日分别在日内瓦、布鲁塞尔和维也纳与美国、北约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进行的三场摸底会谈，已经将俄罗斯心目中的欧洲安全新架构框架呈现出来，即以俄美对等关系为内核、俄北约平等伙伴关系为中圈和包容俄且赋予其同等权力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为外围的同心圆结构。显然，在这一设想中，俄美实现真正的平起平坐，北约在这一结构性变化中限定乃至消解中东欧国家的疑俄排俄反俄立场，借助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展示俄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相互理解和总体接近，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因此，本轮俄罗斯在普京主导下明显超出其宣战演讲所划定的顿巴斯地区范围的俄乌战争，实际目标并非仅仅着眼于实现乌克兰政权的更迭和解除乌克兰的武装，将乌克兰改造为符合俄罗斯利益的中立国，而是为废除俄罗斯与西方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不平等权力结构这一长远目标提供议价权。

问题在于，北约对于欧洲安全的理解和俄罗斯完全不一样，二者的认知偏差塑造了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与西方随着北约五轮东扩日益固化和深化的结构性矛盾。美国之所以违背对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的口头承诺而在1993年即开始筹备北约东扩，并试图在1997年通过与俄罗斯建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对俄予以安抚，其逻辑起点是以美国单极霸权为支撑的“历史终结论”以及嵌入这一哲学认知的“赢者通吃”理念。

在美西方看来，冷战的赢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而且是“不战而胜”。相应地，苏联遭到了彻底失败。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已降，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等国际体系的转型都发生在大战之后。胜利者制定新的规则，确定未来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从而在此基础上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失败者只能接受割地、求和、赔款的命运，并且只能被动按照前者制定的规则参与国际事务，直到下一次大战爆发及新的势力均衡重新生成。据此，美西方认为作为冷战输家的俄罗斯，只能在由其设定条件和边界的框架内发挥自身影响力，跟随者而非平行者，就是所谓“自由世界”给予俄罗斯的注定角色。

这种思维和由此产生的具体安排，和俄罗斯高层的设想完全不同。对于叶利钦而言，冷战没有输家，所有各方都是赢家。如果说非要有输家的话，那也是已经解体的苏联和在此之前即已被禁止活动的苏共。相反，俄罗斯已经成为美西方的一家人和天然盟友。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叶利钦天真地以为，美国、北约乃至整个西方都将接受、欢迎并拥抱一个在“制度移植”的西方化、民主化康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脱胎换骨的“新俄罗斯”。俄罗斯天真地以为，冷战期间的美苏对抗两极结构将被俄美合作的新两极结构所替代，全球事务从此将呈现出典型的俄美共治新特征。据此，俄罗斯开始实施受亲西方大西洋主义思潮深刻影响的外交方略。

俄美和俄北约之间的认知偏差由此定格，双方的后冷战秩序观迥然不同，对彼此在全球，尤其是在欧洲事务中的角色设定也就差异明显。问题在于，美西方从来都不想一个强盛的俄罗斯在欧亚大陆重新崛起并对美国主导的以单极为核心的西方中心秩序形成挑战。因此，美国和北约对俄政策的出发点都是维持俄罗斯大而不倒、大而不强、大而不乱。西方不愿意俄罗斯出现大规模内部混乱，以至于极端情况下导致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受到巨大冲击，苏联所拥有的核材料、核技术及核问题专家进入黑市。为此，美西方没有对急于通过休克疗法“甩包袱”的俄罗斯给予快速和大量援助，使其难以像玻利维亚和波兰那样被重组国债并注入大批流动资金，从而实现了较好的经济产出与社会稳定。

具体到欧洲安全架构上，美国和北约试图迅速填补苏联解体在欧亚大陆形成的权力真空，自1993年起即开始讨论北约可能的扩大问题，将当初对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的口头承诺置若罔闻。在美西方看来，北约东扩的逻辑还包含了西方信服的民主和平论。俄罗斯自以为已经是和西方一样的民主国家，但却没有得到后者的认可。而且，作为冷战的输家，理论上也不应该拥有和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在欧洲乃至全球安全事务上的平等权力。

换言之，乌克兰危机等问题的出现以及周期性升级恶化，与俄罗斯和西方的相互认知构建进入的反复循环的怪圈有密切关联。俄罗斯基于庞大的空间幅员、久远的帝国传统、独特的文明特征、天然的使命意识，将自我塑造为一个国际体系内的“核心力量”。而西方则对此不予认同，始终视俄为边缘性力量。于是，俄罗斯自我认知中甚至可能超越西方的核心意识和西方对其定位的边缘身份产生了强烈的紧张，从而注定了俄罗斯追求和后者的平等地位成为几百年来俄罗斯外交的永恒命题。在西方的眼里，为了获得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俄罗斯是一种挑战性和破坏性兼具的力量而必须打压。后冷战时期俄罗斯和北约的复杂关系史正是这种历史路径依赖的延续，并且因为二者对冷战成果截然不同的界定而呈现为更为激烈的冲突。

于是，在俄罗斯视角下，普京当前的“特别军事行动”当然是一场砸碎美国强加的、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欧洲安全机制的正当行为，旨在改变苏联解体三十年来俄罗斯和西方不平等的关系结构。问题在于，俄罗斯在借此对乌克兰通过普京定义的“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而可能使其强制中立之时，运用的恰恰是北约强加给俄罗斯的不平等关系的逻辑。本质上，二者信奉的都是19世纪以来国际政治中频繁出现的大小国不平等的现实主义丛林法则。本该在苏联解体之后和华约一样同样解散的北约，在此意义上负有原罪，而俄罗斯本该同样严格遵守“一国的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原则，在乌克兰的行动也未必全部合理。正如中方一贯强调的，乌克兰问题有复杂历史经纬，不能简单化处理。在某种意义上，不拉偏架、超越零和博弈视角的中国所主张的在“尊重和保障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切实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基础上，推动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是一条更为稳妥和可行的道路。

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后工业化时代甚至是元宇宙的新阶段正在加速到来，拆解受冷战思维支配的不合时宜的国际制度，构建包容、均衡、有效和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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